十几年前，由于图书发行的流通渠道不畅，很多读书人通过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邮购新书。那时，读者服务部作为出版社的必设部门，一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除了邮购图书，读者对出版社有什么意见建议，也可去信。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因此成为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重要纽带和桥梁。
今天，图书市场的繁荣有目共睹，买书已不再是一件难事，很少有人再为一本书找出版社了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，出版社越来越重视发行工作，除了走书店这条老路，读者服务部的担子也日渐加重。形势变了，今天的读者服务部，日子过得怎样呢？
说到市场的压力，中国社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的经理马长山多少有点窘迫。社里一共有4家门市部，另三家分别在图书城、金台路和北京站，都是好地段。社里对他们只有经营额的要求，等于是独立的书店，唯独对鼓楼西的这个小门面，要求承担读者服务部的全部功能：邮购、零售、信息反馈，零售要以本版书为主（占90—95％），还要独立核算。双重压力下，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是，诚恳。比如多年来坚持每信必复，马经理本人一年就要回三四千封信。他说，社科版的书是长销书，很难“炒”，很多人对邮购这种方式又颇怀疑。但马经理还是乐观的，他算了算，如果说该部1995年的经营额为1，1996年为1．7，1997年已达到2，占社里总发行额的6—7％，他想1998年争取达到3。和很多读者服务部一样，他也不时登登新书广告，扩大自己的知名度。
社科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在鼓楼西大街一个不起眼的旮旯里，很难找。部里还有几角钱一本的老版书，居然卖不出去，因为没人知道。为它们打广告又不合算。这不怪他们。读者服务部从本质上讲只是出版社的一个部门，藏在深闺，做些幕后工作是其本分，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他们设在朝内社址楼下的读者服务部，工作一直做得很好：为本社了解市场行情提供信息，为编辑参谋什么书好卖。他们社的书发行也相当不错，但读者服务部的经营情况很不好，因为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的服务部，书再好也只是黑暗里的媚眼，想在市场大潮里抛头露面总有点困难。
应该说，“抛头露面”是自我推销的第一步，但也不能说明一切。1986年，中华书局琉璃厂门市部开张时很是红火，可几年下来，日渐冷落，1995年竟出租改做了文化展览场所。位于王府井的该社读者服务部的王女士解释说：“几年前一套二十四史才三百多元，现在是三千多元。肯花大钱买书的人不多，想看书的人支付能力又有限，读者服务部的日子当然不好过。”她们现在办理邮购，但以零售为主。卖的本版书占2／3，也卖些外版书，销售情况还过得去。若说直接面对读者，老社是有优势的，他们底子厚、知名度高。但记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百年老社商务印书馆是“前店后厂”，其读者服务部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，他们的三间房子居然有两间是办公室。张经理解释说，他们这个读者服务部主要是作为社里的一个展示窗口，体现形象，不看重经济效益，所以压力也不大，何况他们的零售情况一直很不错。和一墙之隔的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相比，他们几乎只卖本版书，但张经理也说，以后无疑要扩大书量，增加外版书，办公室也要空出来作店堂。
与中华、商务这样的老社相比，一些新社面对市场的操作却要灵活得多，而且每有奇招，令人注目。
西单很繁华的路段中，有一家灵境书店，进了门才看到一个黄底牌子：“党建读物出版社门市部”。他们销售的本版图书只占10—15％，没有征订，邮购的不多，更谈不上沟通出版社和读者。但可以电话订书、送书上门。成立于1993年底的这家书店，虽服务功能有限，却是出版社重要的赢利部门。
面对新形势，一些老牌社也在有所动作，如三联书店，其发行部下属的邮购部，原来只是服务读者、辅助发行，为扩大影响，吸引读者，现在也在计划开办读书俱乐部。邮购部负责人阎小姐称：既要目光向内，讲服务和社会效益，也要目光向外，讲经济效益。
同样是读者服务部，同样搞邮购、零售，除了服务质量，还有一个书与服务对象的关系问题。如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专业化程度很高，隔行如隔山，读者需要的往往是品种多、数量少，猛发征订单、作广告作用都不大。鉴于此，科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采取了“直销”：哪儿开学术会了，忙收集与会人员的基本情况，把相关学科的书单和征订单直接寄给本人。这一招很灵。该部负责人万先生说，1996年他们的销售额占社里总额的5％，有200多万，比10年前翻了10番。湖南师大生物系一位研究鱼类繁殖的教授到北京来开会讲学，收到了该服务部的一张征订单，所列图书多是极专业且为老教授所需的，称奇之余，老教授订了几本书。回到湖南后，他缺什么书时，第一个想到的总是科学出版社。
对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的前景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赵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读者服务部是出版社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应该说，其根本功能是立足本社，服务读者，同时促进双方沟通交流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这种观念依然是正确的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，读者服务部也必须增强“主动出击”的意识，不能等着读者把钱送上门来。要生存，更要发展，这是读者服务部面对的形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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